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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发展史
栏目:游学研学|亚洲 2017-12-22

阅读:1309次

作者:Marco


 

文化保留

       在文化上,清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能够改变汉文化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而汉文化反在日本有较多保留,如和服是根据汉服仿制;日本的音乐、建筑保留了大量汉文化(特别是唐代)的精髓,而这些在中国本土却很少能再看到这些的传统服饰。
文化由来

       日本文化由来:从1996年开始中日两国考古学和人类学多次证实日本民族是主要由西伯利亚通古斯人、古代中国汉族、古代中国南方沿海人和少量的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少量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以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融合而来。
日本文化融合:日本原来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一直使用中国的汉字,日本语言口音中80%左右是汉语的变音,日本的语言语音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到清朝的多时间段多层次的中国汉语方言口音及中南半岛的印支人口音等融合而来, 因此日本文化受到了中国的深刻影响。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几千年的历史过程。

日本的文化发展

       日本国名称的由来

       日本原本没有名字。在古代日本神话中,日本人自称其为“八大洲”或“八大岛”等。

       据《后汉书》记载,我国古代称日本为“倭”或“倭国”。公元五世纪日本统一后,定名为“大和”。

       七世纪后半叶,日本遣唐使根据中国皇帝国书中的称呼将其国名改称为“日本”,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一直沿用至今。日本人也一直是视太阳为图腾的。

       隋唐之后,日本开始大规模接受汉文化,随着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日本对“倭国”称呼越来越不满意。据《新唐书·日本传》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所以,日本国的国名,当是中国隋朝皇帝无意赐予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徐福东渡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兴起

       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这位一心想传位万世的皇帝在“南登琅邪”、“留三月”的海上巡游时,接到了齐人徐福等方士的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于是,秦始皇便“发童男女数千,入海求仙道”。

       徐福首次渡海的出发地,是在山东半岛南端的琅邪。琅邪是当时的一个古港,早在春秋时,这一带的航海家们就从这里出海,航达朝鲜半岛,而后顺半岛沿岸航行,经过对马岛到达日本九洲。

       徐福第二次出海的始发港,由于尚没有找到史书详细记载而说法不一。徐福村人(赣榆)传说是农历的十月十九日,从他的家乡赣榆下海。另一个说法是在山东崂山。还有一种说法是,徐福第二次出海走的仍是第一次的航线,也是在琅邪。《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中称,徐福第二次航海时,诈称仙人索取“百工之事”,遂“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如据此推断,徐福有可能走的仍是上次的旧航路。不仅如此,而且也由此我们得知徐福二渡日本,带去了古代中国的“百工之事”,如汉字、中草药和水稻种植等许多文化和科学技术。

       徐福东渡日本,促成了一代“弥生文化”的诞生。那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也没有农耕。徐福给日本带去了文字、农耕和医药技术。为此,徐福自然成了日本人民心目中的“农神”和“医神”。这是随着考古及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逐步被发现和发掘的。近年来,在日本福冈县板付的考古遗址中,又发现了碳化米粒遗存,经碳十四测定,与在朝鲜半岛釜山金海地区发现的碳化米为同一类型。说明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日本人民开始了农业生产,尤其是水稻种植。无独有偶,恰在同一时期,日本也开始使用青铜器和铁制生产工具以及丝织品等,而且开始有了文字。所有这些,都与此前的日本绳纹文化没有任何传承关系。日本学界、考古界公认:弥生文化源于中国北方沿海文化。这也是日本文字为什么和汉字酷似的根本缘由。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

       《礼记·射义》传入日本,成就了日本弓道。古代中国的《礼记·射义》思想传入日本,孕育了日本射箭中的“文射”仪礼。日本现代的弓道正是将《礼记·射义》和江户时代的《射法训》一道奉为国之经典的。重要的不只是中日弓箭技艺的交流,当更是治国思想的接纳与融合。强弓精箭,曾是渔猎为生的古代日本人最具杀伤力的兵器。但当这样一个颇具杀伤力的利器遭遇中国的《礼记·射义》之后,日本却出现了不以杀伐为目的的“文射”,射箭从此演绎成了张弓搭箭、竞射饮酒的娱乐文化,日本的社会也从此诞生了君臣之义、长幼之序。

——李二和《中国水运史》

弥生文化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所谓弥生文化,是指日本绳纹文化之后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由于最先是在日本东京弥生町发现出土了一大批陶器而定名。它起自公元前二百多年,至公元后三百多年之间,恰好相当于中国的战国末年及秦汉时期。在弥生文化遗址中,除陶器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铜剑、铜鉾、铜铎等。铜铎以中央日本为多,铜剑、铜鉾则大多在九州。日本学界认为,加工这些器物的原料和技术来自中国。日本学者八木奘三郎说,中国山东省有类似铜剑、铜鉾的器物出现;梅原末治等学者说,“铜鉾之见于日本,无疑意味着中国秦汉人的东渡”。此外,在弥生町遗址中,还出土了中国古钺、古镜和秦式匕首和汉字等。日本人很喜欢葫芦,这都与中国入海的方士有关。日本学者村新太郎着文,盛赞中国稻米传入日本的重大意义。他说:“稻米拯救了日本列岛饥饿的人们。无论如何稻米要比其他一切都值得感谢。米与牲畜、贝类不同,可以长久贮藏。不久,村落形成了国家。”稻米的传入,结束了日本的渔猎生活,开始了农耕。那么,日本始终把徐福奉为“农神”和“医神”当在情理之中。近年,据统计,在日本的徐福遗迹不下五十多处。清代驻日使馆参赞黄遵宪写有“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沄别有天。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一诗,并注有“日本传国重器三:曰剑、曰镜、曰玺,皆秦制也。”日本新宫有徐福墓,还有1071字的墓碑。新宫市内更有制作和销售“徐福天台乌药”、“徐福寿司”、“徐福酒”等商品的。在速玉神社内,陈列着徐福所用过的鞍、蹬等物。新宫蓬莱山内还有“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每年都有“御船祭”、“灯祭”等,都是祭祀徐福的活动。传说日本还有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徐福对中日文化的交流可谓贡献重大。当然,他的东航还有许多未解之迷。比如“方丈”、“瀛洲”果为今之“济州岛”和“琉球岛”吗?徐福在此二处有何作为?等等。为此,海内外已成立了徐福研究会,更有倡立“徐福学”者。以便对徐福航海、天文、地理、医药、宗教、冶炼、民族、人种、语言、哲学、民情、民俗等领域进入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徐福东渡给日本所带去的一切文明,都是在中国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术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李二和《海上七千年》

绳纹文化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古坟文化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朝鲜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由此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封建社会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土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武士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明治文化


       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大正文化

       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该时代的根本特征,是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即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么,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战后文化

       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

       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文化之列


 
      柔道(Jūdō,じゅうどう)是一种以摔法和地面技为主的格斗术。日本素有“柔道之国”的称号。柔道是日本武术中特有的一科,是由柔术演变发展而来的。在日语中是“柔之道”的意思。就是“温柔的方式”。柔道部分起源于一种古代日本武士空手搏斗的技术:柔术。柔道通过把对手摔倒在地而赢得比赛,它是奥运会比赛中唯一的允许使用窒息或扭脱关节等手段来制服对手的项目。柔道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它强调选手对技巧掌握的娴熟程度,而非力量的对比。

 
       空手道不使用任何武器、仅使用拳和脚,与其它格斗运动相比,是一种相当具有实战意义的运动形式。

      
       合气道原来只是一种用于练习“形式”的运动,其基本理念是对于力量不采用力量进行对抗。与柔道和空手道等运动相比,没有粗野感的合气道作为一种精神锻炼和健身运动,很受老年人和女性的欢迎。

       书道,书法在日本不仅盛行,更是人们修行养性的方式之一。古代日本人称书法叫「入木道」或「笔道」,直到江户时代(十七世纪),才出现「书道」这个名词。在日本,用毛笔写汉字而盛行书法,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僧侣和佛教徒模仿佛经,用毛笔抄录经书

       能剧是日本的传统戏剧,也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戏剧之一。能剧源于古代舞蹈戏剧形式和12世纪或13世纪在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举行的各种节庆戏剧。“能”具有才能或技能的意义。演员通过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暗示故事的本质,而不是把它表现出来。这一剧种在日本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寿司是以生鱼片【刺身(さしみ)】、生虾、生鱼粉等为原料,配以精白米饭、醋、海鲜、辣根等,捏成饭团后食用的一种食物。寿司的种类很多,不下数百种,各地区的寿司也有不同的特点。大多数是先用米饭加醋调制,再包卷鱼、肉、蛋类,加以紫菜或豆皮,也可撒上鱼子酱等。吃生鱼寿司时,饮日本绿茶或清酒,别有一番风味。
 
文化交流

       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正是在“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下,到公元4至5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第1页)。汉朝在朝鲜半岛设置四郡,大批汉人从朝鲜移民(包括岛津家的第一代祖弓月君)日本,雄略天皇(457-479年)时期,在日本的大陆移民达18000人之多。他们是大陆文化的传播者。到圣德太子时代(593-621年),直接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全面摄取中国文明制度,为日本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进一步大力汲取中国文化。自630年到894年间,日本向唐朝派遣了十几次遣唐使船,随行的有许多留学生和求法其中吉备真备和阿倍仲麻吕是日本留学生最杰出的代表。吉备真备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在太学教授中国律令、典章制度,官至右大臣。阿倍仲麻吕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73岁殁于中国。他精通汉学,尤其擅长诗文,与大诗人李白、王维、储光羲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闻之,悲痛不已,作诗哭悼: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中李白将阿倍仲麻吕比作明月,明月沉大海,人间顿失光明,天地无辉,人哭天愁,风恸云哀。可见阿倍仲麻吕在李白心目中的地位了。

       与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为中日文化交流作了贡献。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和他的弟子,经过许多周折,历尽艰辛,东渡日本。他不仅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还创立律宗佛教,为日本文化和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日本人民对鉴真的贡献给与极高的评价:“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古代日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利用汉字作音符来书写日本语言,著名的《万叶集》就是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因而成为“万叶假名”。用汉字作音符,书写很不方便。8世纪,留学生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弘法)又利用汉字行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

       奈良时代(710-789年),日本仿造唐朝教育体制创立了一套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教授、助教,教授中国律令、经学、音韵、文学、书法和算术等科目。由于有了文字和学校,为文化的普及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因而出现了天平(729-748年)文化的高潮。

宗教信仰

       16世纪以后,由于城市发展和大名领国独立性的加强,文化的世俗性和民众性日益浓厚。这个时期的文艺除了反映大名威武豪华的排场外,主要特点是反映新兴市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气息。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歌舞剧、诗歌以及风俗画等,如连歌、茶道、水墨画等的兴起。佛教传入日本最晚不迟于6世纪初,佛教的因果报应,主张忍耐、顺从、寡欲、善行,是一种文化体,具有丰富而高度的文化内涵,因而佛教传到日本后就受统治阶级的青睐和扶持,迅速发展起来。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年)积极扶持佛教,在其制定的《十七条宪法》中,号召“笃敬三宝”(三宝:佛、法、僧)并在全国兴建寺院,佛教日益发展。但这个时期的佛教主要在王室和贵族等上层社会流传,属私人信仰。大化改新以后,律令制国家全力吸收中国文化,在历次遣唐使中都有不少的学问僧随行,例如第二次遣使随行学问僧多达20余人,创建日本佛教真言宗(密宗)的弘法大师(空海)和创建天台宗(法华宗)的最澄等高僧都是随遣唐使入唐求法的日僧。为了更好地扶持和奖励佛教,天皇政府将佛教纳入国家事务之中,设立专门的佛教统制机构,任命僧侣首领,规定寺院制度,佛教成为官方宗教。此后,佛教在政府扶持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起来。在平城京(奈良建有东大寺,地方各国建有国分寺,此外还有法华寺、西大寺、唐招提寺等许多著名的寺院。律令制集权国家解体以后,政治次序失控,封建混战频仍,社会动乱,民众渴望在佛教中寻求精神寄托,于是一些理论通俗、方法简捷、更容易被民众接受的宗派,如真言宗、法华宗、禅宗和净土宗等广泛流传起来。中国禅宗佛教由于融合了儒和道的某些思想因素更富有政治宗教色彩,禅宗宣扬“心是佛,心外无佛,佛外无心”,主张只有一心向佛,人人皆可“顿悟”成佛。因此,禅宗传入后得到迅速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主流派别。

       中国佛教传入日本以后,经过长期发展,到镰仓时期脱离了大陆佛教的特色,佛教日本化,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对日本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号称有八百万神和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宣传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日本人的祖先是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即为“天生民族”,故称日本为“神国”。祭祀场所称“神社”或“神宫”,地位最高的神社如伊势神宫。神社和寺院一样占有大量土地享有免税特权的大封建主。

       神道教保留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素质低下,因此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出于依附的地位。根据“佛主神从”理论,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或菩萨的化身,作为佛教的保护神,真言宗把伊势神宫所奉的天照大神和丰受大神说成是大日如来的化身。

       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神道教摆脱附属地位而独立发展起来。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日本樱花
 
       日本为什么称为“樱花之国 ”? 樱花原始物种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栽培品种却起源于日本[4]  ,日本的樱花有几百个品种,一般分为染井吉野(淡红白色)、山樱(淡红白色)、大岛樱(白色)、江户彼岸樱(白色或红紫色)、枝垂樱(红色)等。受气温的影响,樱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方沿着纬度依次开放,因此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前线”。日本有句俗语叫“樱花七日”,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七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半月左右。

       在日本,樱花被视为吉祥之物。在传统的婚礼等喜庆场合,经常要饮用一种在盐浸的樱花瓣里加入开水的樱花汤,便是取樱花的吉利之义。樱花盛开的四月,也正是入学、就职的时节,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此樱花又代表了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形象。除此之外,在日本到处都是用樱花命名的街道、车站、市镇、商标、饭菜、茶点、汤饮。文学家写咏樱诗,画家绘樱花图,音乐家谱赞樱曲,银行印出樱花图案的钞票,工场制出樱花工艺品,电视台以樱花为背景作节目,还特别办了报告樱花开放动态的专栏……樱花的魅力和影响力渗透到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日本也称为“樱花之国”。

       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到处都能够看到一边赏花一边举行宴会的情景。
日本为什么称为“樱花之国 ”? 樱花原始物种起源于喜马拉雅地区,栽培品种却起源于日本[4]  ,日本的樱花有几百个品种,一般分为染井吉野(淡红白色)、山樱(淡红白色)、大岛樱(白色)、江户彼岸樱(白色或红紫色)、枝垂樱(红色)等。受气温的影响,樱花由温暖的日本列岛南端向北方沿着纬度依次开放,因此形成一条由南向北推进的“樱前线”。日本有句俗语叫“樱花七日”,就是说一朵樱花从开放到凋谢大约为七天,整棵樱树从开花到全谢大约半月左右。
在日本,樱花被视为吉祥之物。在传统的婚礼等喜庆场合,经常要饮用一种在盐浸的樱花瓣里加入开水的樱花汤,便是取樱花的吉利之义。樱花盛开的四月,也正是入学、就职的时节,是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因此樱花又代表了充满光明与希望的未来形象。除此之外,在日本到处都是用樱花命名的街道、车站、市镇、商标、饭菜、茶点、汤饮。文学家写咏樱诗,画家绘樱花图,音乐家谱赞樱曲,银行印出樱花图案的钞票,工场制出樱花工艺品,电视台以樱花为背景作节目,还特别办了报告樱花开放动态的专栏……樱花的魅力和影响力渗透到了日本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日本也称为“樱花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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